滕威：《人民的名义》寻求的是最大的市场公约数
一
电视剧制作在今天是高投资、高产出但也是高风险的产业。高投资，不用解释，单单一个小鲜肉演员，片酬可以达到税后破亿；高产出的意思，是现在电视剧已经不仅仅是制作售卖，上映播放这么单一的获利模式了，一部电视剧如果成为一个IP，附带兴起的产业利润是高额的，而且伴随电视剧的播出，电视台、视频网站、自媒体以及广告公关业的各种复合营销，使得在播出期间，商品的覆盖是全方位无所不在的。但也是高风险的产业，毕竟电视剧播出是有广电总局等机构监管的，所以一部剧制作完成被腰斩、甚至完全无法播出的情况也不少见，很多制作方也是血本无归。因此，踩准点、把住脉，深谙主流文化与市场逻辑的剧才能赚个盆满钵满。
《人民的名义》敢冠以“人民”，我觉得它有一个预期的观众群，就是尽可能的抓住最多的观众。跟《欢乐颂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《择天记》这些剧不一样，这些剧它的观众定位已经是分层的了，它没可能预期退休的老年观众追捧这样的题材。但《人民的名义》每个人物角色的设定、各条情节脉络的设计表明，它的预期是每个人，无论年龄、性别、阶层、职业……都能在这部剧中找到自我。比如小老板、创业者也会对蔡成功有所认同，希望90后认同的有点儿杀马特、每天混迹于网络的郑胜利（当然实际上并没有成功），甚至小学生从小皮球等孩子的行为言语中也能找到共鸣。用周梅森自己的话说，“寻找最大公约数”，这才是这部剧的重要特征之一。
我看到一些大数据，关于这部剧很多描述都是“反腐大剧”“主旋律”“尺度最大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我们总有个认识，好像CCTV新闻联播才是主旋律，《建国大业》这类电影才是主旋律。大家要知道，《人民的名义》不是中宣部拍的，而是民营公司投资的，最高检下属的影视制作中心制作的，总监制是中央军委干部，这也是现在影视剧制作的一个主流模式，就是体制内外的机构合作。比如前阵子票房破六亿的《湄公河行动》，就是公安部大力支持下的一个成功的市场案例。所以当我们说主旋律的时候，不要想当然地就以为等同于“官方”，等同于“意识形态”。无论是葛兰西还是阿尔都塞，都向我们指出了“意识形态”并非某种单数的、虚假的意识，而是通过各种途径（比如教育甚至包括家庭等）获得由衷认同的。当我们说，“尺度最大”“反腐主旋律大剧”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潜在的参照对象是“官方意识形态”，比如当你说“尺度最大的新闻联播”这类说法本身包含一个对“新闻联播”的价值判断。在我看来，《人民的名义》的所谓主旋律，更多地是市场意义上的，就是俘获最广大的观众群体。
《人民的名义》的现实性
“人民的名义”这一词组，在语言学上，它是偏正性的词，重点在“名义”上。但是大家关注的都是在“人民”这个词。人民重要，毫无疑问。但在这里，谁是人民，谁以人民的名义，他（他们）何以能以人民的名义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与20世纪的革命历史中，人民这个词也不是不言自明的。谁是人民，谁能代表人民，谁能被人民赋予权力……这些都有严肃的讨论和前赴后继的斗争。但是在《人民的名义》这部剧中，谁代表人民，谁能以人民的名义来抓捕、审判、执法是不言自明的。这就往往引起剧中人物的质疑。比如赵德汉，开始对冲进家里来的侯亮平等人非常愤怒，他质问他们的身份。侯亮平十分得意地拿出了他的反贪总局的证件。很多人质疑陆毅的演技，其实这不全是他演技的问题，这个人设本身有问题。主创是希望剧中第一男主侯亮平，正如名字所暗示的，亮剑平天下，但事实上这个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并未成功树立。观众恐怕认同比较少的就是他，所以就会说陆毅演得不好。为什么没树立起来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他周身携带的道德自恋。这从他第一次和腐败分子也就是赵德汉交锋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。尽管主创者非常用心地刻画侯亮平的各种性格，我开玩笑说，陆毅太不容易了，面对腐败分子的时候要正义凛然，面对妻儿要卖萌秀恩爱，面对陈海要义薄云天，面对下属要恩威并施，还要周旋于女老板之间唱智斗……换别人也不见得能演好。但这么努力地要刻画这个英雄人物立体丰富的性格，为什么观众不买账呢？为什么反倒是李达康、祁同伟、高育良这些人设明显有缺陷的角色吸粉无数？我觉得就是侯亮平这个角色所携带的道德自恋：我是反贪总局，我是检察官，你是腐败分子，你是坏人，我可以代表人民抓捕你。你们看，他和祁同伟对决那场戏，尽管是平行剪辑，但他是坐直升飞机空降下来的，而祁同伟是困兽犹斗的。他接近小木屋的时候，还特意脱下外套，穿着白衬衫，意在表现其正大光明，大义凛然。但这场戏结束后，观众几乎一边倒地同情祁同伟。祁同伟自杀后，他对师兄之死没有任何个人的情感的付出，只是很程式化地表现了对“一个优秀的警察走上了犯罪道路”的一点惋惜而已。这显得很不人性。而且其他领导就开始夸奖起侯亮平，他“前途无量”。这都让观众感到“不舒服”，所以对祁同伟的同情也“有情可原”。很多人把祁同伟比喻成“于连”，这真是蛮拧。且不说于连对镇长夫人的真爱，也不说于连与玛蒂尔德小姐的相爱相杀，他并非为了向上爬而恋爱结婚的野心家；而且于连最后拒绝玛蒂尔德用父亲的权力拯救他脱离牢狱，摆明了是誓与法国统治阶级抗争到底。宁死也不向统治阶级屈服，这是于连清醒而明确的选择。这跟祁同伟完全不是一码事，如果观众把祁同伟当于连来接受，这倒是“症候性”的。
祁同伟（许亚军饰）
侯亮平的台词很多，说教气息浓重，很少内心戏，反倒是腐败分子虽然不占据话语空间，但因此内心戏丰富，因此容易获得观众认同。侯亮平一身正气，他自以为自己都是“替天行道”，因此始终没有追问自己的权力受谁监督的意识。虽然剧里面经常说，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，受人民监督，但人民并不能直接到侯亮平家里去搜查。所以对于侯亮平的“自以为是”，观众很难买账。这是这个剧不太成功的地方。
另外一点，剧中正面人物的很多台词我们都没印象，但对那些反面人物的“金句”我们印象深刻。比如高育良的“一把手论”、祁同伟的“出身任性论”还有“反腐影响经济发展”……这说明，在电视剧文本之外的社会语境中，这些言论有一定的代表性。现在电视剧直接把这些话讲出来，直接亮在大众媒体上，这才是现实主义，直面问题和矛盾。所以我觉得，这部剧的现实性恰恰体现在对当下社会生态的高度“真实地”再现，请原谅我用这么经不起推敲的词来概括，一时不太好表述。它“真实地”再现了各种质疑，各种撕裂，各种艰难，各种没有解决方案的想象性解决，以及各种 cliché，陈词滥调与刻板形象。
三
《人民的名义》的典型性
我本来不想说这一点，但最近因为范雨素、林奕含、饭局女生等话题，让我的一个判断越来越清晰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性别文化正以加速度在急剧倒退。这种倒退不是复古，这是“反动”。比如说，《人民的名义》里面有众多的女性角色，大家从官方海报就可以看出来，侯亮平居中，众星捧月，但女性角色要么在边角，要么在下方。剧中的女性不是政治利益交换的牺牲品，比如梁老师；就是丈夫的依附，比如吴老师；要摆脱丈夫自己单干的，就依赖另外的男人并成了犯罪分子，比如欧阳。即使是智勇双全、事业有成、家庭幸福的钟小艾也就是在侯亮平需要秀恩爱的时候才出现。更别提陆亦可，在这剧中最大的人设是“齐天大剩”，剩女的剩。无论女性多么有才识、有品性，都仍然是作为男性的陪衬而出现的。我说，这就是这部剧典型的地方，它不挑衅任何主流价值观，无论好坏，它只是呈现它们。这样才能获得各种不同身份的观众的认同，才可能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，实现利益最大化，成为所谓“现象级”神剧。
还有我觉得也必须指出的一点，在一部以“人民的名义”为标题的电视剧里面，主角是厅局级以上官员和公安局检察院等执法力量。常委会、办案会是常见的场景，秘书帮、汉大帮的明争暗斗，这些最“好看”的点，并没有直接表现人民。而唯一一条跟人民有关的情节线是大风厂职工。但是在这条线里，表现了什么呢，表现了蔡成功挑唆利用工人，山水集团和腐败分子坑害工人，老共产党员陈岩石一心帮助工人，但真正的工人，比如抗争领袖王文革从一开始就一脸狰狞，让人反感，到最后竟变成了持刀绑架的凶手，还直接导致了陈岩石住院。这样的工人代表没有一点阶级意识，没有一点正义性，更别说成为历史的主体了。王文革这个角色，与其说是工人，不如说更符合人们对“刁民”的想象。这个典型的刻画也是有意思。王文革作为腐败的受害者，却被逼走投无路。另外一个上访者，李达康的表妹，按说市委书记做后盾，应该很快可以解决吧，但市委书记能做的是教表妹上访的时候不要挑头，见机行事，苗头不对掉头就跑。那么底层老百姓表达诉求的途径到底是什么？生活出了天大的事，到底上哪说理去？虽说电视剧里说，“只有伟大的中国人民，没有伟大的中国官员”，但整部剧没看出来中国人民多伟大。为什么祁同伟这样明显负面的角色却赢得那么广泛的感同身受，因为观众在他身上看到的是“一个想要逆袭的底层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最终还是以自我毁灭告终”的悲剧，而这种悲剧不单是某个利欲熏心的个体的，所以他的死才会引发网上一片“悼念”声以及“寒门出不出贵子”的讨论。
不过，这部引发全民讨论的现象级电视剧，虽然并非艺术经典，但最大的意义在于将观众带回到社会现实面前。电视荧屏已经太久没看到当下的世界了，三生三世的穿越，为神成仙。尽管，观众很快会被吸引到新的剧情当中，很快会被祁同伟放下的雪茄夹到了老谭（《欢乐颂2》靳东）的手上而迷得不要不要的，但《人民的名义》文本内外所呈现的复杂、冲突、撕裂的话语与现实，毕竟让我们从玄幻之境重返当下，尽管这种重返是如此短暂。
注：本文根据滕威教授在华南师大图书馆行知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，为海螺社区首发，经同意可转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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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银